郎咸平：我只是认为文化问题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阻碍，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化的问题才能有效的去除阻力。我在“思维”一书中也指出，日本企业的衰退和日本的文化也是有关的，因此有效发展高科技必须先认清文化所起的作用。我认为我们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警惕不足，而且也是我们以前所忽略的。我只能说文化问题是个大问题，但不能说是唯一的问题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你认为“中国高科技企业研发战略与研发组织结构是错误的”，你是否有考虑过，在你选取的北大方正、清华紫光等案例，导致其研发战略失败的背后，都有相当重的国企背景？

　　郎咸平：我写书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谈问题，我所以没有特别的谈论国企问题，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，像中兴通信就有国企的成分。

　　另外，日本和韩国的大型商社是真正的民企吗？他们难道没有相当成分的政府参与吗？亚洲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，例如韩国、日本的商社，新加坡和台湾前期IT的发展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政府参与程度大就一定成功，日本商社的衰退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？

　　我认为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战略思维本身才是正途，只有与国际接轨的思维才有可能创造出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群体。

　　向鸿海、长江生命学什么？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你选取了台湾鸿海、香港长江生命科技作为正面的案例来试图说明“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应该是怎么样的”，你觉得这样的案例对大陆企业有现实借鉴意义吗？

---

---